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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逢甲

清代诗人

丘逢甲(1864年~1912年)近代诗人。字仙根,又字吉甫,号蛰庵、仲阏、华严子,别署海东遗民、南武山人、仓海君。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。祖籍嘉应镇平(今广东蕉岭)。同治三年(1864年)生于台湾彰化,光绪十四年(1887年)中举人,光绪十五年登进士(1889年),授任工部主事。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,到台湾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,后又于台湾的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。

丘逢甲诗词作品
丘逢甲古籍名句
主要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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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逢甲一生共写过5000余首诗,传世的现尚有3000余首,其中“怀台诗”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他的诗都是有感而发,情深意切,绝无无病呻吟之弊,故能辗转传抄,广为传诵。即使在100余年后的今天,人们读他的诗集,仍能激发爱国热情,如临其境。当然,除了真情实感外,“乐宁才子”的作诗技巧同样是相当高超的。江泉的《丘仓海传》对此曾概括道:“仓海暨内渡……日以赋诗为事,而故国之思,以及郁伊无聊之气,尽托于诗。诗本其夙昔所长,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、世故、家国、沧桑之余,皆足以锻炼而淬砺之。其所为诗,益苍凉慷慨,有《渔阳参挝》之声。又如飞免骠袅,绝足奔放,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,皆跃然纸上。”梁启超的《饮冰室诗话》中对这种豪放激越、震撼人心的诗风同样有很高的评价,并称丘逢甲为“诗界革命一巨子”。

人物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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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世家

生于台湾省苗粟县,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爱国世家,其先祖是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南迁的“客家人”,因不愿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举族南迁。在长期颠沛流离的徙居生活中,他们不得不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,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,并且后代子孙牢记一条遗训: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扰而辗转南迁,所有后代子孙,不论落籍何处,都应勤耕苦读,自立图强。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时,因耕地狭小,无以为生,所以偕同一批客家人又漂洋过海,向台湾迁徙,这大概是清乾隆中叶时期。到丘逢甲这一代,丘家在台湾定居已有四代、近百年的历史了。

1864年,丘逢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国爱乡思想、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,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磨炼,“幼负大志”,渴望报效国家民族。这一切对他日后的事业以及人生道路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。 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,读书过目不忘,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,六七岁即能吟读、属对。14岁时赴台南应童子试,获全台第一,受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,特赠“东宁才子”印一方,由此闻名全台。1888年参加乡试,中试为举人。

第二年春,赴京参加会试(光绪十五年1889)进士,中进士,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。此时丘逢甲年仅26岁,但他却无意仕途,辞归故乡,专意养士讲学,任台南崇文书院主讲,同时兼任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主讲。1892年,《台湾通志》总局正式开设,丘逢甲被聘为采访师,负责采访、补辑乡土故实,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,了解社会民情。这时期,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中,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,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,他慨叹道:“风月有天难补恨,江山无地可埋愁。”“孤岛十年民力尽,边疆千里将材难。”他预感到一场大的动荡即将到来,自己虽隐身山林,专心教读,但渴求报效国家之情却炽热而强烈。在他的书屋中,自书中堂“且看鹰翅出云时”,以明心志,时刻准备报效国家。

台湾战役

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他预见到台湾前途危难,以“抗倭守土”为号召创办义军,自己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费,并动员亲属入伍。不久,160营(实际上经训练的只有30余营)义军成立,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(又称义军大将军)。1895年4月17日,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。丘逢甲悲愤交加,当即刺血上书,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。此后他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呼吁电,要求废约抗战。清政府不但置台湾领土和几百万同胞于不顾,而且急诏撤回守土官兵。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志士,与日军展开抗战。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后,台北、台南和台中的防务分别由唐景崧、刘永福和丘逢甲、林朝栋负责。由于唐平时放纵部下,纪律松散,无心抗战,一与日军交手,便节节败退,不久基隆失守,唐化装逃离台北,台北被日军轻易占领。消息传来,丘逢甲急举义军赴台北增援,途中得知台北已沦陷,唐已内渡,气愤至极。日军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,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,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,给日军以沉重打击。终因“饷尽弹尽,死伤过重”而撤退。

1895年秋,失败后离台内渡,定居镇平,往来潮、汕、广州之间,一度赴港、澳、南洋等地,曾与康有为、梁启超会晤。后顺应时代潮流,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,掩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,致力于兴办学校,推行新学,培植人才。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、广东教育总会会长、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。民国成立,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,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。1912年初,扶病南归,随即病故。他临终弥留之际,嘱咐家人:“葬须南向,吾不忘台湾也!”

黄冈起义

1907年5月,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后,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。不久,萧惠长、江柏坚、姚竹英、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,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。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,萧惠长、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,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,于1908年(戊申年)夏初,多次来到石马“顺裕庐”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,后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、邱逢甲的疏通、担保之下得以脱险。

1904年,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“黄冈起义”行动计划期间,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“迁善楼”墨宝,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,缺损了一角,这次子渊公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邱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。为此,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。(迁善楼,光绪戊申夏月,邱逢甲书)

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它给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冲击却堪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相媲美。正如孙中山在他的《建国方略》中所言:“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,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?”。

1904年春节,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,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。期间,特地以何子渊的字“东汉”为据,为子渊先生题下“光汉茶庄”和“渊庐”“顺裕庐”等多幅墨宝。“光汉茶庄”坐落在石马镇石马圩“光记”商店对面,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,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,是箭竹顶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,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。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年间非常出名,行销海外、南洋一带。民国时期,渊公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、胡汉民、廖仲恺、许崇智、陈济棠、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张发奎等名人,均赞不绝口。“渊庐”坐落在“光记”旁边,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,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。

不料,两座极具历史、文物价值的建筑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“土改”名义没收,房契、地契被强制烧毁。打到“四人帮”后,石马公社革委会又以何子渊家没有“台湾关系”为由拒绝归还……

话说邱逢甲1904年正月十八回到兴民学堂,不久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,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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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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