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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

清代诗人

曾国藩(1811年11月26日-1872年3月12日),初名子城,字伯函,号涤生,谥文正,汉族,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(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)。晚清重臣,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清朝战略家、政治家,晚清散文“湘乡派”创立人。晚清“中兴四大名臣”之一,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,封一等毅勇侯,谥曰文正。

曾国藩诗词作品
主要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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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成就

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、姚鼐而自立格,创立晚清古文的「湘乡派」,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。他论古文,讲求声调铿锵,以包蕴不尽为能事;所为古文,深宏骏迈,能运以汉赋气象,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,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,为后世所赞。曾氏宗法桐城,但有所变革、发展,又选编了一部《经史百家杂钞》以作为文的典范,非桐城所可囿,世称为湘乡派。清末及民初严复、林纾,以至谭嗣同、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。所着有《求阙斋文集》、《诗集》、《读书录》、《日记》、《奏议》、《家书》、《家训》及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、《十八家诗钞》等。不下百数十卷,名曰《曾文正公全集》,传于世。另着有《为学之道》、《五箴》等着作。

军事功劳

咸丰二年(1852年)十一月,太平军自湖南北出,攻克汉阳。咸丰三年(1853年),曾国藩创立地方团练,称为湘军。分陆军、水师两种,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,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,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。咸丰四年(1854年),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,水师十营五千人,会集湘潭,誓师出征。初战在岳州、靖港败于太平军,接连吃败战,曾国藩几跳水自尽,在上书时,只能以「屡败屡战」自嘲。后沉静自省,重整旗鼓,复占岳州、武昌,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。咸丰八年(1858年5月),攻占九江,气势如虹;咸丰十年(1860年),曾国荃包围安庆,以「扎硬寨,打死仗」闻名。同治三年(1864年),湘军攻破天京(南京)。太平军抵抗湘军,让湘军吃足苦头,南京城破时,曾国藩说:「今粤匪之变,蹂躏竟及十六省,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,而其中凶酋悍党,如李开方守冯官屯、林启容守九江、叶芸来守安庆,皆坚忍不屈。此次金陵城坡,十万余贼无一降者,至聚众自焚而不悔,实为古今罕见」。曾国藩入南京后,信守对将士们的诺言,「……分段搜杀,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,秦淮长河,尸首如麻,……三日夜火光不息。」(李圭:《思痛记》)曾国荃杀人如麻,纵兵焚城,「雪帅」彭玉麟见状不满,先后二次(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)致函曾国藩,要求大义灭亲。

湘军将帅之廉勇,军纪之严明,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,亦使湘军威震天下。由此,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,蔚然成风,后人有“天下无湘不成军”之说。

思想学术

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,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,事实上,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。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、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。

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“指示之语,或失于隘”、或“病于琐”、或“偏于静”的局限。在这种情形下,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。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,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,避其异,扬其长,兼收并蓄,扬长避短,推进儒学的发展。

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,谓“张子之《正蒙》,醇厚正大,邈焉寡俦”。依着气学的思路,曾国藩认为,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,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。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,天地万物是“同体”的。

不过,曾国藩同时认为,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,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“均耳”,但人与物、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。就人与物相对而言,人得气之全,物却仅得气之偏;故人有知性,而物仅得物性。就人类而言,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,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。

“自其初而言之,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,人也,物也,圣人也,常人也,始所得者均耳。人得其全,物得其偏,圣人者,既得其全,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……”

处世交友

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,他认为交友贵雅量,要“推诚守正,委曲含宏,而无私意猜疑之弊”。“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。不可轻取人财”。要集思广益,兼听而不失聪。“处世方面,曾国藩认为,“处此乱世,愈穷愈好”。身居高官,“总以钱少产薄为妙”。“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”,“德以满而损,福以骄而减矣”。为人须在一“淡”字上着意,“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,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,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,亦大半关乎天事,一概笑而忘之”。“功不必自己出,名不必自己成”,“功成身退,愈急愈好”。

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,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。

疆场竞斗

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,书生治国,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——太平天国运动。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,集显过人之处。他认为,兵不在多而在于精,“兵少而国强”,“兵愈多,则力愈弱;饷愈多,则国愈贫”。主张军政分理,扣负其责。他购买洋枪、洋炮、洋船,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。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,同时着意培养“合气”,将士同心,他认为“将军有死之心,士卒无生之气”。选择有四点要求:“一曰知人善任,二曰善觇敌情,三曰临阵胆实识,四曰营务整齐”。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。如“用兵动如脱兔。静如处女”,主客奇正之术,“扎硬寨,打死仗”,水师不可顺风进击,善择营地,“先自治,后制敌”,深沟高垒,地道攻城之术,水陆配合,以静制动,“先拔根本,后翦枝叶”等等。

治家方略

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。孝容易理解,就是对父母、对长辈的感恩、尊敬与赡养。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,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。在曾国藩家书里,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,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,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。曾国藩有段着名的评论,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:天下官宦之家,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,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;商贾之家,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,一般可传三代;耕读之家,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,一般可兴旺五、六代;而孝友之家,就是讲究孝悌的、以和治家的家庭,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。

曾国藩在“和以治家”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“勤以持家”。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,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,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。曾国潘说的这些,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,而且做得非常好。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,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,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,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,去努力学一点。这样的父亲,才不愧是一个真正“勤以持家”的父亲。在曾国藩的影响下,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、数学、音乐,还教他们练书法、写诗文、讲解经史典章,不论再忙,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、陪家人,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。所以,曾家子弟为什么代代皆有英才。曾国藩子孙、曾孙,甚至玄孙里,有很多科学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书法作品

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。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《日记》、《家书》及一此文章中。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,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,主张南北兼而有之。他对书法的本源,提出乾坤大源之说。从乾道——阳刚美——着力——雄奇——大气,从坤道——阴柔美——不着力——淡远——韵胜,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,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,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。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《日记》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。他的楷书劲健刚拔,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。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。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。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、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。

人物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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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书堂“求缺斋”,与袁芳瑛的“卧雪庐”是湖南当时最大的藏书楼,长女嫁给袁芳瑛的儿子袁秉桢。袁芳瑛是版本目录大家,同时他又与莫友芝关系密切,都是道光、同治年间着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者。藏书中有宋版《庄子》及《施注苏诗》,乃罕见之书。“富厚堂”原称“八本堂”,自取“读书以训诂为本,诗文以声调为本,事条以得欢心为本,养生以少恼怒为本,立身以不忘语为本,居家以不晏起为本,作官以不要钱为本,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”的家训,曾纪泽据《后汉书》“富厚如之”而改现名。“富厚堂”内,藏书曾达30余万卷,超过近代史上着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、浙江宋楼、杭州八千卷楼,是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。藏书楼建于同治六年(1867),分“公记”、“朴记”、“芳记”三部分,“公记”收藏的是曾国藩读过、批示过的书籍,以经、史、子、集、地方志、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椠为主;“朴记”收藏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常用书籍;“芳记”为其次子曾纪鸿(1848~1881)夫妇藏书。曾氏藏书独到之处,是由于曾氏家族本身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,从而保存了丰富的奏稿、书信、日记等家藏史料。《李秀成供词》副本就藏于富厚堂“公记”书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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